IFM：我们需采取强有力的政策，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

本周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，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，其中包括增长疲软、不平等加剧以及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。本次会议恰逢其时，对全球经济十分重要。政治上若出现摇摆不定将威胁到经济的开放，并且若不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，世界增长可能会长期不尽人意。

2016 年将是全球 GDP 增速连续低于长期均值 3.7%（1990—2007 年）的第 5 年，2017 年则很可能是第 6 年（图 1）。自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（当时经济转型带来的波及效应造成增长放缓），世界经济从未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这样疲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增速低于1990—2007年的平均值近 1个百分点。许多国家仍受危机遗留问题的影响，如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积压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损等。结果是需求持续疲软。

 · 需求疲软持续时间越长，对长期增长的威胁就越大，因为企业会削减产能，失业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以及重要的 劳动技能丧失。需求疲软也损害了贸易，这使生产率的 增长更加不尽如人意。

 · 在供给侧，生产率放缓和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都影响着潜在增长——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出现。若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走强的期待减弱，它们的投资意愿就会降低，这将同时损害生产率和短期增长前景。新兴经济体也在减速，但减速起始于过去十年的极高增速。因此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放缓，更多是回归其历史正常水平。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情况差别很大。例如在 2015年，在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，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体的 GDP 增速介于 7%和 7.5%之间，而另外两大经济体（俄罗斯和巴西）的 GDP 增速则降低近 4%。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因素：

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转向消费、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再平衡过程中。虽然中国经济以可持续的速度稳步增长将最终有益于世界经济，但对于那些出口依赖中国需求的贸易伙伴而言，中国转型带来的成本高昂。这一过程也可能引发金融波动。

第二个与之相关的情况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，这对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可支配收入造成负面影响。大宗商品出口国适应这一新情况的过程是艰难和漫长的。对一些国家而言，这要求其改变增长模式。在全球增长疲软和不平等加剧的相互交织作用下，一种阻挠改革、各国采取内向型政策的政治气候在形成。在多个发达经济体，10%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增长了 40%左右，而最贫困人口的增长则极为缓慢（图 2）。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也在加剧，尽管普遍强劲的收入增长抵消了不平等对贫困人口的影响。

为避免陷入我所担忧的低增长陷阱，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。据我所见，以下是全球增长议程的主要要素：

第一个要素是支持需求，那些处于产 能之下的经济体应该这么做。近年来， 这一任务大多委托给了中央银行。但货币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数家央行已达到或接近政策利率的实际下限。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时，若具备财政空间，则正是提升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绝佳时机。

第二个要素是结构性改革。在这方面 各国还做得远远不够。两年前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承诺开展改革，这些改革在之后五年将使这些国家的总体 GDP规模额外提高2%。但近期评估显示，迄今为止所推出的措施，最多达到上述规模的一半——因此亟需推出更多改革。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，若能根据各国的改革差距来确定改革优先顺序，且考虑各国的发展程度和所处经济周期的位置，则改革会最为有效。

第三个要素是再次振兴贸易，通过降低贸易成本、撤销临时性的贸易壁垒来实现。人们很容易将一国遭受的全部痛苦归咎于贸易——但若抑制自由贸易，将会导致在过去数十年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的引擎熄灭。不过，为了让贸易使各方受益，政策制定者应通过再培训、技能培养以及为职业变动和地域流动提供帮助等形式，对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提供帮助。

最后，政策应确保增长能更广泛地被人们所分享。税收和福利应支持低收入人群并奖励劳动。许多新兴经济体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。教育投资可同时提高生产率并改善低工资收入者的前景。实施上述议程需要政治勇气。但若不作为，可能会逆转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，并因此使得过去数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创造、扩散财富的引擎熄灭。在我看来，决不可冒如此大的风险。